每次来合肥出差都是客户公司、宾馆、机场三点一线的，今天会议结束后离飞机起飞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找了张地图，发现合肥似乎没什么特别的名胜古迹，只有李鸿章的故居引起我的注意，于是拿上行李打车过去。

故居在闹市步行街的中段，门前购物的人群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一进去却没几个人---中堂大人的家在步行街，可真是个闹中取静的好地方。我一个人四处转，看照片，看文字介绍。历史名人对他的评价就象我们让同学写的“毕业赠言”，说的尽是中肯的好话。孙中山的评价也是从他那封要求见面的信中摘取的----那时孙文还是小年青，一腔热血要报国，既然上书大学士希望人家能听他的救国方案，少不免是要吹捧几句的，总不能一开始就来两句“驱除鞑虏”之类的口号。作为同辈中最有思想、对中国历史理解最深刻的人之一，梁启超的评级应该是中肯的：“吾敬中堂之才，惜中堂之识，悲中堂之命”。邓小平的评论放在最后：“假如我们不能在1997收回香港，那我们的政府就是晚清政府，我们就是李鸿章”。我觉得这句话是扁李鸿章的，但这里的主人似乎视之为领导人的表扬写得大大的挂在了墙上。

同是在晚清腐败的体制和国际环境的困局中，张之洞和左宗堂的表现就显得比他强，张有越南与法国一仗，可惜李的投降思想把乘胜追击的机会放了，冯子才打了个没有胜利实质的胜仗，后对李恼怒异常。最近看左宗堂后人写的传记得知，当李听说左宗堂不顾所有人的反对要去武力收回新疆后，曾愤慨地说：那鬼地方偏远，徒耗朝庭银库。而且现在英国人已经占着了怎么去收，如果收回又怎么守得住？左宗堂你是把国家利益当你功成名就的赌注啊！结果呢，人家七十多岁出征，把新疆硬收回来，还守住了，留下“新栽杨柳三千里，惹得膏风度玉关”的佳句。

日本人正是基于李鸿章对英俄日等列强一贯的风格和思维定式，在甲午战争后指定李去谈判。假如不赔日本那二万万两白银，以日本当时的国力几乎没有办法获得更大的利益，他们再无力量和中国打持久战—在《走向共和》的电视剧里看到，日本人为了买一艘吉野号，当时馒头都不能多吃了，这两亿两，为以后日本蚕食中国大陆打下了好基础啊。

历史人物的评价历来很复杂，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当时真实的情况，就象我们在听说日本人不停修改教科书时我们不免会有所担心一样，不知道现在那些日本的小朋友会不会被教育成整体琢磨哪天还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了解真实历史的目的在避免将来的重犯，这方面的知识我只相信有责任感和诚实的历史学家，对作家、导演大碗或市长、部长的话只当作参考而不当真的，不然容易被小燕子之类的事弄乱。

空荡荡的楼里见到一个人在拖地板，我就上去搭讪问李鸿章在这里住了多久。她停下来扶着拖把说，也没住几天，李鸿章大部分时间在外面做官，这只是他家属的房子，这间属于她女儿，另外还有六间，原来在街的那边，现在都没有了，这间因为曾是中国银行的职工宿舍得以保留了下来。

我走出来时最想的事，是将来有一天到曾国藩和伊腾博文的故居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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