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在珠三角一带飘荡，接触过不少香港公司和香港人，感觉他们很敬业，但也和广东人一样喜欢投机。由于母公司建设一个项目，今年7、8月份我去香港呆了一段时间，首先的感觉是物价昂贵，这倒是在意料当中，比如，在深圳5元的盒饭在香港是20元，有次，可能看出我是大陆过去的，居然被杀猪一次，吃个盒饭宰了我38元。

住房就不用说了，比如在深圳月租550元的套房在香港月租不会少于7000，但是接下去的就和原来的想象不一样了，比如，以前看到的香港电视里香港家庭基本上都是宽敞明亮的豪宅，但我看到的香港居民住宅普遍狭窄，由于如此多的摩天大楼集中在弹丸之地，楼宇之间的距离十分小，根本接受不到阳光，我住的还是在半山（豪宅区）附近的一个地方，房间居然没有阳台。

当我把我以前电视上看到的香港和事实上看到的香港的不同向香港人请教时，香港同事笑笑说：“你们以前只认为大陆电视骗人，其实香港电视才是骗人没边的”。在香港，很多家庭只能在厕所里站着冲凉，很多蓝领只能和别人合租一个床位，房东的厨房、厕所居然不允许房客使用。

一方面，是香港人居住环境十分恶劣，另一方面，香港还有当的空地不让开发，港英时期，为了维护地产商的利益，实行土地限量开发的方针，人为抬高地价，每当地价下跌时，港英政府停止卖地，从而制造了97以前香港地价长期上升的人造牛市。可笑的是，在香港大量家庭没有房子的情况下，港英政府居然以“环保”的借口在闹市区空出大片地皮建设免费公园，看来资本主义世界给自己涂脂抹粉的工夫丝毫不在社会主义国家之下。

香港的贫富差距让人瞠目，一个人均GDP25000美圆的社会，居然有25%的工人月薪低于6000港元，香港人笑称“我们香港90%的人不用向政府交（所得）税”，极少数的高薪和绝大多数只能为买个房间而活着的人们共存，这就是香港。我以前听到香港人普遍打几份工的时候敬佩不已，可是香港人的看法是“以香港的生活费用，一份工作根本养不活自己”。现在经济不景气，兼职在香港是很奢侈了。

　　不错，香港是有报刊言论自由，香港报刊什么政治观点好象不违法，但是，仔细一看，这些政治观点没有一样和共产主义似，我奇怪的是，香港如此多的蓝领生活处境恶劣程度不比珠三角强多少，可是在香港报摊上基本没有着重反映他们生活的刊物，而大陆至少有几份报刊是以底层劳动者为对象的，香港人不喜欢文学，其中就也包含反映社会现实的文学，香港的杂志、报刊基本被一些娱乐八卦、迷信、时尚内容占领。

　　表面上看，香港没有要求你必须对某种观点点头，可是，在私有制社会，为了生存，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在大陆，很多知识分子根本不信仰共产主义，他们信仰什么是他们自己的事，社会生活中的表态根本不代表他们的心声，可是他们照样活得很好，可是在香港，不管你来自哪里，你原来信仰什么，根本不重要，人都会在自然选择中主动去信仰所谓“竞争”，在香港，无论亿万富翁，还是穷光蛋，对钱的热爱都达到一种变态的程度，钱是香港人唯一的信仰。

　　以前看香港电视，经常报道香港工人罢工的事件，这是香港工人的一种自由权利吧？可是，我慢慢发现，那些罢工其实也不简单，例如最近的机师罢工，实际上在香港，真正能罢工的根本不是底层工人，那些一个月拿3000港元的工人，一天没有事做就会饿死，哪里还有罢工的条件？在香港，真正能罢工的是那些白领，他们原来的薪水足以保证他们度过失业期。在香港，罢工是要有经济实力作为保障的。

　　我慢慢明白了，香港，不错，法律是规定了每个公民都有诸多民主自由权利，可是法律掩盖了这些权利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才能享受的事实。比如言论自由，在香港实际上是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的一种特权，真正的蓝领他们连写文章的资格都没有。

　　资本主义世界的奥秘在于把民主权利变成一种消费者权利，你只有一定的消费水平才能享受这些权利，否则法律赋予你的权利自动消失。

　　在香港，你的民主权利不是因为你是一个人，而是因为你是一个消费者！不错，香港人的物质生活丰富，甚至那些穷光蛋，家里也是几套名牌时装，也有通宵疯狂的夜生活，汽车在香港的普及率非常高，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汽车很可能已经被抵押，近年经济不景气导致的负资产一族问题就很突出。我有时候想，都说大陆人比香港穷，可是真要把大陆人不难得到的自己的房子计算进去的话（香港家庭租房的极多，我们母公司的一位香港主管，月薪3万港元不敢在香港买房），可能就未必了。

　　不错，香港传媒可以自由批评政府，这个社会可能比大陆早实现全民直选，但是，第一，批评政府的声音全部来自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内部的声音。香港议会里没有工人。第二，更重要的是，真正能决定香港这个社会的，不是港府而是大财团，当李嘉诚放言撤资香港时，董建华立刻改变了政策。在香港，领导人千变万化可以，游戏规则他做不了主。

　　从表面上看，香港有很多行业工会，当工人权益被侵犯时能为工人抗争，实际上是：第一，由于工人的饭碗被资本家控制着，近年由于经济不景气，在资本家的种种侵犯面前，从克扣工资到性骚扰，员工为了保住饭碗，根本不敢向外界透露；第二，这些行业工会，通常只在集体性的工人权益被侵犯时才有行动，而劳资矛盾中占绝大多数的个别性的劳资矛盾这些行业工会是不能帮忙的；第三，更加重要的是，这些所谓行业工会，领导权实际在小资产阶级手里，它们和共产主义政党有天壤之别，共产主义政党是要求扎根于无产阶级，要求扩大组织成员的，而这些行业工会是被动地局限于特定行业，根本没有广泛发动工人的意图，因此，对于这些工会，更恰当的评价是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宣言》里介绍到“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时的精妙的比喻――“工业中的行会制度”。

　　在香港，民主权利与消费者权利是同义的。并且因此导致了畸形的香港消费文化，从表面看，香港人物质生活非常丰富，汽车人手一部，不过可能已经抵押出去，在香港，无论是小资产阶级还是穷光蛋，够条件的都热中刷信用卡消费，他们不会因为一件衣服不合身而去买新衣服、买衣服纯粹是广告里都说某款衣服好，尽管自己已经负债累累。近年并导致刷爆的负资产一族，真正的原因在于，香港人的民主权利与消费者权利是同义的，你的消费越多，消费内容越高档，也就意味着你享受的民主权利越多，不是因为你是人，而是因为你是消费者，你才享有民主权利。

　　香港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地方，一些其实只是小资产阶级特有的权利――言论自由等等，可以被法律冒充为全民的权利以“神圣不可侵犯”的字眼公布出来，而对于绝大多数人真正需要的自由――“劳动自由”――法律却不敢保障，表面看，员工有跳槽的自由，

　　可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看，工人失业的危险比跳槽的自由来得显著，不错，在香港，一个四口之家可以最多享受10000港元的月综援，按照物价比例比大陆的下岗工人好得多，可是考虑香港很多家庭没有自己的住房而大陆下岗职工基本原来有住房，香港家庭失业等于死亡并不是威胁，而且香港赌风炽烈――相比之下，大陆公民至少都有过劳动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时代。不错，香港法律规定的很多自由要高级得多，可是法律掩盖了究竟有多少人能够享有这些自由的事实，从多少比例的人能够享有自由的程度看，香港，实际上是中国最没有民主自由的地方。

　　当我离开香港的时候，正是一批大陆持证来港人士正在闹的时刻，其实据我了解，那些来大陆包二奶的，很多在香港也是穷光蛋，他们的住所也是大陆民工式的一个祖来的床位加块帘子就是自己的家，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留恋这个对他们来说生活将要更加艰难的地方，我只觉得宽慰，不错，这里有繁华的街市（给我感觉比深圳东门强不到哪里去），有川流不息的车流，但是他们真的有自己的思想吗？在大陆，曾经有一个时代，工人农民这些劳动者可以直接在报刊上说话，可以直接参加国家最高政治，这些香港人连梦都不敢做，在这块土地上，尽管有种种行动限制，但是，你的思想始终是你自己的，而不是香港那样，人人被所谓的“竞争”的鞭子当牛马一样抽，你必须放弃自己原来的思想主动去信仰那套“竞争”理论，我只是想说：“别了，我不爱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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